1974：李德生冤案始末

夏玮

1974年8月26日至9月10日，“四人帮”趁毛泽东在外地养病，周恩来住院治疗期间，由王洪文主持召开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，李德生、许世友、韩先楚成了批评的重点对象。反动派企图利用这次会议，制造混乱，进而波及与会的叶剑英、李先念……

王洪文、毛远新质问李德生

1974年8月26日至9月10日，在京西宾馆召开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。会议期间，毛泽东不在北京，没有参加会议。周恩来做了两次大手术，正在住院治疗，也没有参加会议。会议由王洪文主持。会议把大军区的司令员分成几个小组，分别进行“批评帮助”，李德生、許世友、韩先楚成了批评的重点对象。

王洪文在会议中发表言论称：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，各地所揭露的问题，主席指出，‘除了少数几位同志外，尚有部分同志存在程度不一的问题，这里的“多少”便指的是李德生。’他引用总政治部编纂的几本《批林批孔大字报汇编》作为“证据”，列举了十余个问题，并在大会及小会上逐一进行批判，要求李德生对此“作出解释”。

会议实际上是由刚刚担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唱主角。毛远新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儿子。小组会从8月26日起，按照王洪文、毛远新提出的十几个问题逐个追查、进行批判。

李德生被控12项问题。

首先，便是所谓的“首个号令”争议。1969年10月17日，林彪趁中央决定战备疏散之际，以“加强战备，抵御敌人突袭”为名，擅自发布“紧急指示”，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状态。次日，总参谋部遵照黄永胜的口头指令，以林彪“首个号令”的名义向各部队下达通知。“九·一三”事件爆发后，有人“揭露”，声称李德生涉嫌参与“首个号令”的阴谋。在小组会议上，反动势力不断逼迫李德生承认“‘首个号令未向毛主席报告’”。

第二项是关于销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人的黑材料的问题。1969年12月，军委办事组政治工作组应黄、吴、李、邱的要求，撰写了一份报告，内文称：“凡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诽谤的黑材料，均应予以销毁。”新上任的李德生在与总政治部两位副主任商议后，认为有必要向党中央汇报，总政治部并无此等权限。

于是写上：“应依照以往的规定处理。”该报告送回军委办事组后，仅4日之后，黄、吴、李、邱再度批示：“材料归哪家，便由哪家自行处理。”1974年1月27日，江青对此事追根问底时，周恩来已表明总政治部曾就此上报，并已阐明整个事件。然而，王洪文此时却坚称是李德生同意销毁材料，意图既可借此攻击李德生，亦可进一步针对周恩来。

第三，涉及1970年5月19日林彪会见总政治部副部长及以上级别的干部一节。关于此事，李德生进行反思道：“林彪此举意在拉拢我，以实现对总政治部的操控。当时我们并未察觉，误以为他是对政治工作的关切。”更有甚者，有人试图将李德生与林彪紧密绑定，声称该记录稿子经过五次修改，是林立果的“联合舰队”所为，被视为林彪策划反革命政变的反动纲领的一部分。王洪文、毛远新不仅意图将李德生与林彪、黄、吴、李、邱等人相连，甚至试图将他同林立果的“联合舰队”牵扯进来。

第四，涉及纪念军委扩大会议十周年议题。1970年初，总政治部曾指示部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及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。后者对林彪所提出的“四个第一”进行了详细阐释。然而，小组会议中有人认为，此举实为营造对林彪的舆论氛围，推广其政治路线。他们进而对李德生施压，要求他就此次学习活动与林彪的关系作出交代。

第五，涉及庐山会议的争议。王洪文与毛远新意图将李德生在庐山与林彪的讲话内容紧密相连，遂要求李德生说明在庐山期间，他是如何与黄、吴、李、邱等人进行串联，并对林彪的讲话表示支持的。李德生回忆道，安徽小组在会议第一天进行的讨论，曾撰写了一份简报。他解释说：“那份讨论简报呈送总理审阅后，便未再递送上级，而是被封存起来。”

第六项议题涉及《解放军报》社向总政治部提交的一份报告，报告内容关乎是否刊登林彪的照片。在小组讨论中，有人指出：“姚文元同志曾提及，该报告已由军委办事组进行过审议。”此言意在暗示，此事乃李德生与黄、吴、李、邱等人共同策划实施。

第七项议题涉及1971年举办的干部工作会议。会议的核心焦点在于探讨如何缓解基层干部面临的困境，并实现老、中、青三代干部的有机结合。然而，小组会议对此提出了批评，认为该会议“实为林彪所操控，旨在为其登台铺路”。

第八个问题关乎林立果的“讲用报告”疑云。1970年夏日，一位总政治部的副处长受邀参与了空军的“三代会”。他之所以能听到林立果的“讲用报告”录音，源于空军对此事处理得相当隐秘，以至于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，报告人是谁也无从得知。他返回后，向宣传部进行了汇报，仅提及在“三代会”上，除先进代表的发言外，还听到了一段录音，那是由一位副部长所讲。因此，当时总政机关并未知晓讲话者系林立果，亦未曾目睹所谓的“讲用报告”。至于李德生，自然更是对此一无所知。

第九点涉及“北军南移”的议题。1963年3月，珍宝岛事件爆发后，鉴于防范敌对势力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“突袭”的考虑，军委办事组曾研讨将部队调往广东、福建的方案。为此，总参谋部特意召开作战会议，并进行了相关部署。李德生因参与外事活动，仅出席了会议期间的接见环节，会后签署了会议报告。然而，在小组讨论中，有人竟将这份报告比作“第一号令”，将其定性为一场“阴谋”，并断言李德生参与了这场所谓的“阴谋”。

第十项涉及的是直升机事件。1971年9月13日，林立果的“联合舰队”成员周宇驰、于新野、李伟信，携带着林彪的手令，操控直升机试图逃离。李德生遵照周恩来的指令，指挥歼击机起飞，迫使直升机降落。周宇驰与于新野自杀，李伟信则被成功俘获。直升机降落之后，李德生派遣空军技术人员进行维护和管理。这一事件竟被误解为一个“大阴谋”，竟然有人指责其目的是为了“销毁材料”。

第十一条涉及“九·一三”事件后所谓的“捂盖子”现象。自“九·一三”事件发生以来，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李德生同志负责空军系统的揭发、批判与调查工作，他所上报至党中央的材料，均经李德生同志亲自呈递。然而，在小组会议及大组会议中，却有人指责李德生在中央专案组的工作中，故意隐匿材料，未能向中央汇报，以致未能进行彻底追查。

第十二个是“插手”总政治部的工作问题。李德生1973年12月26日从北京到沈阳。不久，总政治部把1973年工作总结送到沈阳，请李德生审阅。尽管李德生已经不是总政治部主任，但是1973年全年，李德生在总政治部工作了360天，总政治部将总结报告送给他，征求他对全年工作总结的意见，并非没有道理。这也成为他的一大罪状。反动派质问李德生：“既然你已经不再担任总政治部主任，为何还要涉足总政治部的事务？”

意欲构陷周恩来、叶剑英。

在一场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列席的大组会议中，叶剑英与李先念两位同志始终缄默不言。

李德生深知，以往在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无不经过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审慎指导。“四人帮”肆虐一时，老一辈革命家们则处于战略防御状态。叶剑英、李先念的沉默，显露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。此次会议，他成为了众矢之的。江青之流意图借助攻击他这个“靶子”，进一步编织对周恩来、叶剑英的不实之词。

连续两周，大会小会轮番召开。会议落幕翌日，即9月11日的午后，叶剑英孤身一人抵达京西宾馆，语重心长地表示：“该吃饭时就吃饭，该睡觉时就睡觉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！”他勉励李德生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准则，继续审慎细致地履行职责。

经过反复思考，李德生向毛泽东写了报告，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、常委、副主席职务，到沈阳军区就任军区司令员。